▲修复后的山西长城“月亮门” 王晋飞 摄

长城作为中华民族非常珍贵的文化遗产，党和国家历来高度重视它的保护工作。2006年国务院公布《长城保护条例》，2019年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联合印发《长城保护总体规划》，同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山西省早在2017年即提出锻造黄河、长城、太行三大旅游板块的决策部署，随后于2018年公布《山西省黄河、长城、太行三大旅游板块总体规划》。

可以说，长城的合理保护与有效利用已成为紧迫要务。无疑，全面、准确认识山西长城的历史文化内涵将是我们做好长城保护利用工作的重要前提。本文即着眼于此，从历史沿革、建筑遗存、文化内涵等方面论述山西长城的价值及对山西长城合理保护与有效利用的重要意义。

（一）山西长城的历史变迁

山西长城的时代，综合各种文献的有关记载，有战国中山、战国赵、秦、西汉、东汉、北魏、东魏、北齐、北周、隋、唐、五代、北宋、明、清等，几乎涵盖了中国历史上修筑长城的所有时代。长城时代之多，与山西历史地位的重要性息息相关。山西不仅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冲突与交流的交汇地带，而且历来是各封建王朝统治与争夺的核心区域，因而始终都是我国长城分布的主要地区。 

早在战国晚期，秦赵长平之战时，秦国为“遮绝赵救及粮食”，在东起太行山、西至沁河的长治、晋城两盆地交界的山地沿线修筑了长城，今壶关、陵川、高平诸县市仍存断续的长城遗迹。

东汉长城，以往关注和研究并不多，而且有关长城位置的考证都过于简略，至于长城遗迹，也始终未见踪影。东汉立国初期，北部边疆面临着卢芳等割据势力和匈奴、乌桓、鲜卑频繁袭扰的严峻局面，从建武十二年（36年）至二十一年（45年），东汉政府5次于北境修筑长城。今山西省左云、右玉两县发现建武十二年长城遗迹，天镇县发现建武二十一年长城遗迹，成为目前唯一见有东汉长城的省份。 

北朝诸代延至隋朝，山西有着重要的地理位置，加之纷乱的政治环境和复杂的民族关系，长城的修建非常频繁。山西省东北部天镇县发现的一段长城，就属北魏长城，但到底是泰常长城，还是畿上塞围，有待进一步的勘察研究。今宁武县中部至原平市西北部的长城，从其分布位置、遗迹特征等可以确定为东魏肆州长城，这里在当时也是东魏的北部边界。它们都是为防御北方柔然侵扰而筑。

北齐时，为防御山胡、突厥等，在今山西省西部吕梁山沿线有天保三年（552年）的黄栌岭至社干戍长城，北部恒山沿线有天保六年（555年）的幽州北夏口至恒州长城。目前，在吕梁山沿线的方山县和五寨县存天保三年长城的部分遗迹；在西起今兴县黄河东岸，向东北经岢岚县、五寨县、宁武县、原平市、代县、山阴县、应县、浑源县至广灵县，存天保六年长城遗迹。天保三年长城和天保六年长城后又成为天保七年（556年）西河总秦戍至海长城的组成部分。天保七年长城是山西省除明长城以外，保存最为连续、遗迹也较为清晰的现存长城。另外，山西省东南部泽州县与河南省交界地带有河清二年（563年）的轵关长城，此为防御北周进攻而建。  

北周和隋朝时，突厥成为威胁中原王朝北境的主要势力，因此中原王朝多次修筑长城。涉及到今山西省的包括北周大象元年（579年）的雁门至碣石长城，隋朝开皇元年（581年）稽胡修筑的长城和隋文帝敕修的长城，以后又有岚州刺史卫玄监筑的长城，还有开皇十六年（596年）、十九年（599年）修筑的长城，它们都位于山西省北部，是对旧有北齐长城，主要是北齐天保七年长城的修缮利用。目前在岢岚县发现较短的几段长城，均与北齐长城相连，是隋代开皇年间（581-600年）修缮北齐长城时增筑所为。    

隋以后至明代，山西长城的修筑明显减少。仅沁水县发现五代时期梁晋交战时所筑长城，岢岚县境的部分北齐长城，在北宋时可能曾经修缮利用。

进入明代，山西作为与蒙古族交兵的重要区域，长城的修筑终明一代。因镇守目的不同被分为外、内长城，外长城为边境防御，内长城为京畿拱卫。山西省外长城大部分隶属于大同镇，少部分外长城（偏关县柏杨岭至老牛湾段）、黄河边长城（偏关县、河曲县黄河东岸长城）隶属于山西镇；山西省境内东西走向的内长城也隶属于山西镇；山西与河北两省交界区域，地处太行山脉的南北走向内长城隶属于蓟镇及真保镇。 

清朝在石楼、永和、大宁、吉县和乡宁诸县的黄河东岸修筑的“长墙”，是为防止捻军东进而修筑，其时已处清朝晚期，成为我国长城史之绝唱。

▲山西“凤回头”长城 王晋飞 摄

（二）山西长城的建筑遗存

根据全国长城资源调查与相关研究工作的成果，山西省境现存有战国、东汉、北魏、东魏、北齐、隋、五代和明、清等时期的长城，其中以东魏北齐长城和明长城体量最多。山西长城建筑因地制宜，充分利用自然险要，辅以城堡和烽火台等形成严密的防御体系。长城墙体类型复杂不一，附属设施遗存种类多样，时代特征非常明显，具有很高的考古价值。

(一)山西长城建筑的类型

山西早期长城的建筑类型主要有两种，一为石墙，一为土墙。山西省境北部的东魏肆州长城和北齐天保七年长城，多系石墙，其结构为外部块石或片石砌筑，内部填以碎石泥土。再观山西省东南部的战国长城，也是大致相当的结构构造，但外部所用块石或片石的形状很不规整。

再说土墙。同为东汉长城，天镇县土墙的夯层厚度（多为0.25-0.44米，最厚0.5米、最薄0.1米）明显厚于左云、右玉两县（0.07-0.17米），这是同一时代、不同地域特征的一种表现。另外，在天镇县西洋河附近，还分布有北魏长城（夯层厚0.09-0.2米）和明代长城（夯层厚0.12-0.3米），在左云、右玉两县东汉长城的北侧也分布有明代长城（夯层厚0.18-0.26米），这些又为我们提供了同一区域不同时期长城的对比材料，从而能将长城的时代区别开来。同时必须注意，不同地域、不同时代也可能有接近的情况，如东魏肆州长城在苗庄古城两侧的土墙，夯层厚0.05-0.1米，而右玉县东汉长城的夯层厚度为0.08-0.13米，二者非常接近。

明代长城与地理环境、自然资源紧密相关，除石墙、土墙之外，还有砖墙。在太行山沿线，多因山为险，修筑墙体时就地取材，故多石墙；北部地区，地势开阔，用土方便，多建土墙；较为险要之处，修筑砖墙。长城沿线有丰富的设施、遗存，包括关、堡、烽火台、敌台、马面、铺舍、采石场、马市、居住址等。

相对于明代长城，早期长城的墙体设施及相关遗存的种类、数量都不是很多，主要有关、堡、敌台、马面、烽火台等。

▲白草口锯齿长城  梁兴国 摄

(二)山西长城建筑的科学性

山西长城的分布，从政治地理来说，均位于各朝代或各诸侯国的边界或边疆地带，与当时的军事战争和民族斗争形势密切相关；从自然地理来说，主要分布于山地地带，一些大的山系或分水岭，如吕梁山、恒山、太行山等都有长城分布，充分借助了地形地势之利；在较平缓地带，则利用河流与长城共同构成防御体系，达到了长城建筑与自然地理环境的协调和统一，显示了长城建筑的科学性和军事防御的合理性。  

战国时期秦赵长平之战，秦国为防赵国援军修筑的长城，位于今山西省长治盆地和晋城盆地之间的山地地带，为两盆地的分水岭。    

左云、右玉两县的东汉长城，左云县靠东段落分布于十里河谷地北侧较低的山地或丘陵的顶部，从东南向西北地势逐渐增高；然后向西北沿山西、内蒙古两省区交界的山梁延伸入右玉县。相比较于右玉县山地地带的长城，左云县地势较缓地带的长城则要宽厚高大，底部最宽达18米，顶部最宽达7.8米，残存最高达8.5米，都要远大于右玉县长城的数据。说明可能平缓地带因无山可凭，防御形势较为困难，因此墙体修得比较宽厚高大。

天镇县西洋河两岸的东汉长城，南岸为山地地形，长城沿山脊分布，北岸为平川地形。西洋河以南长城夯层厚度多在0.17-0.4米，还有小段夯层更薄，为0.1-0.2米，西洋河以北夯层厚度在0.26-0.5米，要厚于南岸长城，这说明了当时在山体上和在平川地带采取不同的夯筑方法。

天镇县西洋河北岸的北魏长城，地处平川地带，明显是利用河流与长城共同形成防御体系。

东魏肆州长城位于恒山与云中山、芦芽山、管涔山诸山交界之地，南通汾河谷地，北连大同盆地，是东魏与柔然的交界地带，具有重要的军事战略地位。  

北齐天保三年黄栌岭至社干戍长城，从南向北沿吕梁山延伸。大约在今山西省岢岚、五寨、宁武三县交界处与天保六年长城相交。天保六年幽州北夏口至恒州长城西起今兴县黄河东岸，向东经岢岚县、五寨县、宁武县、原平市、代县、山阴县、应县、浑源县至广灵县，入河北省蔚县，山西省境段落大致呈西南—东北走向，其中宁武县以东部分沿恒山山脉延伸，以西部分则越过了吕梁山及其支脉芦芽山、管涔山、云中山等。天保三年和六年长城，在天保七年又成为西河总秦戍至海长城的一部分。可见山西省境内的北齐长城，充分利用了吕梁山、恒山两大山脉及其支脉形成防御体系。以后北周和隋代开皇年间数次重修北齐天保七年长城。

山西省境内的明长城因镇守目的不同被分为外、内长城，外长城为边境防御，内长城为京畿拱卫。山西省外长城地处黄土高原和蒙古高原的交汇地带，地势较为开阔，在选址时，尽可能建于有险可守的山地丘陵地带；在建筑材料的使用方面，山地丘陵地带主要分布着石墙和山险，河谷两侧的平川、山脚缓坡地带则多为黄土夯筑而成的土墙。偏关—雁门关—平型关一线的内长城，位于管涔山和恒山之上；山西与河北两省交界区域的内长城则依太行山而建，内长城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多见石墙，或因山为险，从而形成了复杂、完善的军事防御体系。

▲雁门关景区 @忻州市人民政府网

（三）山西长城的文化价值

在绵延悠长的历史进程中，山西长城蕴含了特殊的文化内涵。

（一）民族融合与交流的重要见证

长城多数都是汉族政权和中原王朝为防犯北方游牧民族袭扰而筑，但长城两侧的民族融合始终是我国历史前进的主流。即使是少数民族政权，也非常重视长城的修筑。如鲜卑政权的北魏、东魏为抵御柔然的进犯，在北境修筑了长城。明代隆庆议和后，长城沿线开设了很多马市，促进了汉族与蒙古族的经济文化联系。因此山西长城也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重要见证。

山西北部地区在长期农耕文明与游牧文化碰撞、交融的过程中，形成了与长城紧密相关的、以农为主、兼营牧业，以汉文化为主、兼有少数民族传统为特征的边塞文化。边塞文化的核心就是兼容并蓄、海纳百川，但又不失坚毅、张扬之个性。这种文化一直绵延至今，是历史为我们留下的宝贵的精神与物质文化遗产。大同城的雄浑、雁门关的沧桑、杀虎口的悲戚、平型关的凯旋都见证着山西人民不屈不挠、奋勇创新的时代品质。

（二）补正史之缺的珍贵实物资料

山西长城的发现，印证并补充或更正了有关历史文献的记载，为研究各时代长城的修建及相关历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研究价值。如战国时秦国为“遮绝赵救及粮食”，在东起太行山、西至沁河的长治、晋城两盆地交界的山地沿线修筑了长城，真实地反映了长平之战规模之大，消耗之巨。再如以往很少关注的东汉长城，在天镇、左云、右玉三县发现了相关遗迹。北齐天保年间（550-559年）长城的调查研究，证明了北齐天保七年长城包括天保三年长城和天保六年长城在内。在史书中，未见隋开皇十九年（599年）修筑长城的记载，但岢岚县发现的开皇十九年修筑长城的刻石，正补史载之缺。而且这方刻石，还记录了修筑时间、民夫来源和人数、修筑长城的长度等信息，为探讨长城修筑的工程量提供了最直接的第一手资料。左权县黄泽关堡发现的明代《新修十八盘并天井郊城堡图》碑，完整刻画了关堡的布局和设施。这在明代长城沿线是非常罕见的，对于深入研究明代长城防御体系和关堡格局具有极为珍贵的价值。

▲大同得胜堡

（四）保护与开发山西长城的重要意义

山西长城是宝贵的古代物质文化遗产，发掘好、利用好这一文化资源，将是做好长城、黄河与太行三大板块融合发展的重要支点，也将是传承山西历史文化，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持久影响力，促进地区社会文明进步的有效动能。

第一，山西长城是我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文化交流与民族融合的重要纽带，是各朝各代长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些甚至是唯一部分，成为山西省宝贵的古代物质文化遗产。它对于揭示长城与中国民族关系发展之间的联系，对于长城学、民族学及中国民族关系史、中国军事史等学科研究的发展，对于促进各民族团结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研究价值。 

第二，山西长城的保护、展示、利用和研究，有助于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带动遗产地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总体发展，成为弘扬山西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同时，有利于增进社会公众对长城历史文化的了解，培养公众的爱国主义情怀，具有很高的历史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乡土教育的价值。

第三，山西长城与周边自然地理环境紧密结合，形成了和谐统一的文化景观，具有较高的观赏价值，成为各地发展特色文化旅游，推动地方社会经济全面发展的重要资源。

第四，山西长城对于提升山西历史文化资源的社会影响力、增强文化认同感具有较高的价值。在山西省长城沿线广泛开展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民俗传统、乡土风情的调查研究工作，揭示长城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社会价值，可以为发挥长城的社会效益奠定基础。

第五，山西长城的保护有利于改善区域自然生态环境和人文社会环境，具有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社会价值。一方面长城遗址面临着严峻的保护形势，包括各种自然与人为的破坏与损毁，如何最大限度地保护长城遗址，是维护长城遗产价值的紧迫任务。另一方面，长城及其存在环境的保护与改善、修复，将是推动当地自然生态环境和人文社会环境和谐共生、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手段。

▲刘玉伟 摄

山西长城掠影

▲明长城李二口段 @新大同

▲明长城茨沟营段

@太原道

▲明长城娘子关段

@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

▲明长城镇边堡段 @新大同

▲明长城宁鲁堡——八台子段 @新大同

▲右玉县长城 王文跃 摄

▲老牛湾堡

▲明长城老牛湾段

@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

▲繁峙长城

▲杀虎口长城

▲猴儿岭长城

▲宁武东魏肆州长城

▲偏关长城

▲岢岚宋长城

▲原平长城

▲静乐长城

▲河曲长城

▲神池长城

▲左云县的长城

▲杀虎堡夕照 贺老总 摄

▲固关长城

▲天镇长城

▲阳高残长城

▲大同新荣古长城

▲广武明长城 王晋飞 摄

作者简介

赵杰，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硕导，山西考古学会理事，山西长城保护研究会副秘书长，《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长城专题编委会委员。主要研究领域北方考古与长城史地研究。历时十余年主持编撰的《山西省明长城资源调查报告》（五卷本）已由文物出版社于2019年出版，该书被评为2019年度全国文化遗产十佳图书优秀图书奖。

看大同编辑：刘卓媛